南京六朝时期的石头城，是建筑在大江东岸绝壁之上的雄关。石头城范围“七里一百步，内储粮草器械”，历来重兵把守。城下大江激流震怒汹涌冲击着危岩，令人望而生畏。石头城比同时期的地中海南岸亚历山大城还要早，堪称重要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石头城西北，西南临江高处分别建有烽火台，有警举烽，“自建康至西陵五千七百里，狼烟半日之内传遍全境”。

由于石头城军事作用十分突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孙权在金陵邑上修筑石头城，一直延用到五代时期，前后700年，因长江逐渐西移波涛成陆天险不在，石头城逐渐废弃。

六朝时期，长江入海口尚在扬州、镇江一线，南京段长江水面宽达20公里，水位比现在高出8米左右，鬼脸城石壁上冲刷印记仍在。东吴船队纵横长江之上，依靠水军战舰类型众多、结构坚固、速度轻快、能攻善守的特点和中小型战舰灵活的战术，打败了强大的曹魏水军，赢得了赤壁之战。《太平御览》称赞东吴“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意思是说这个国家的人乘船像坐车骑马，视汪洋大海如同坦途。东吴的确有多批次大帆船成规模出访海外诸国，让我们记住这些东吴航海家的英名：朱应、康泰、卫温、诸葛直、周贺、裴潜、孙恬、聂友、陆凯、司马达……

因为当时政治经济地理多方面因素影响，也因为造船术和航海术的不断进步，特别印度洋上商品贸易的兴起，建康成为中外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史料记载中建康经常接待来访的海外各国使节、僧侣、商贾。整个六朝时期来访的国家达三十五国一百余批次，史称“贡使商旅，方舟万计”（相信未载入史册的不在少数）。            

六朝时期与海外的密切交流，是秦汉以来中外交往的继承和发展，也为隋唐与海外各国进一步友好交往，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东吴“国险而民附”，正是依靠长江天堑保住了东南半壁河山，守住了石头城就守住了长江天堑，就保住了江海之间可以经略的战略空间。

而要守住长江除了守住石头城，还必须有强大的水师战舰。史载东吴“浮江万艘，带甲百万”，“水浮陆行，方舟结驷”，“戎车盈于石城，戈船掩于江湖”，“弘舸连舳，巨槛接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孙吴当时大船上下五层，可乘三千人，主帆高九丈，用一百匹布制成，已经使用升降舵技术。“兵甲器械，极为良好……弓弩矢箭，成取上材”。夏侯弼的《吴都赋》描绘东吴大船“高峙河中”，令人生出“风骇云浮”的感觉。孙权自己在遗书中写道：“刳木以来，未有今日之殷盛”。

船舶是那个时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对外交流的使者。东吴舰船之多（吴灭亡时晋军一次性缴获五千余艘战舰），质量之好（唐代杜甫《绝句》中还惦记着东吴万里船，已经过去了五百多年了）是被历史所公认的。

南宋诗人陆游在《入蜀记》卷二记述石头城“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固江左有变，必先守石头，真控扼要地也”。当时石头城下港口石头津，万船停泊。不但有大量吴国战舰，也有长江上下游的商船，也停泊着用椰子壳纤维缝合的横帆阿拉伯船、波斯船，还有日本船、高丽船以及东南亚的昆仑舶……

“殊名异号，种别类殊”的各国商人“航海岁至”者“逾于前代”。这些海外商人为了利益“泛海陵波，固风远至”（《宋书》卷九），中外僧人也搭乘商船和使团船只往来。特别罗马商人与建康的海上往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

那么，石头津做为当时沿江通海的大型国际皇家港口究竟在什么位置？经历了一千五百年的沧桑巨变，曾经繁华的长江古港因时代久远早已湮没，但那段辉煌的海丝往事仍然可以追溯。从石头城初始开南门和西南门的线索，结合石头城西南地形地貌深度考察告诉我们——石头城西南面，现在的乌龙潭、龙蟠里、老四中校园一带，正是当年的国际化皇家港口石头津遗址。

帆船时代，港口必须满足以下要点：水深且水面开阔，能避风浪，港口周边地质稳定有抛锚空间。船舶靠陆以后交通运输方便，有利于办理各种手续及采购补给。货物商品辐射范围大，集散储存方便，港口治安良好，安全可靠……

六朝石头津北边紧临石头城波罗山下，东南有蛇山、龟山屏障，东北是小仓山南岭、北岭之间峡谷中隆起的高地。

这一片三面环山西南通长江（已为现代考古所证实）的簸箕形的水面正是建康天然的良港，其水域面积经测量约二百亩左右，加上簸箕口外沿江两边逶迤，足够停泊“万艘”之多。可以呈现“楼船举颿而过肆”的繁华景象。史书多次记载因刮大风而使波涛涌入石头津的事，如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出现“涛入石头，败舟万计”。也从侧面印证了石头津停靠船舶之多。

港内地势开阔水深流缓，三面是山，能避风浪，适宜停泊靠岸，装卸货物，觐见王室。文化交流、商品互市都极为方便。特别军事城堡石头城紧邻其旁，城内重兵驻屯，哨卡林立，且水师战舰亦在石头津停泊，安全可以得到最可靠的保障。

后人所谓：“晋时有黑龙见”，黑龙者扬子鳄而已。南京西北地区，自古以来是江河故道。1986年南京市政府整修西水关时，先后出土五艘古代木船，其中小的有战国时代的独木舟，大船长30米，宽6米，经专家考证其制式和工艺为唐代货船。这些出土古船充分证明古代这里是江河故道，是古代舟船活动频繁的水域。

明代南京城墙南部通济门和西部三山门（水西门）都设计建造成巨大的船型瓮城（也说明西部历史上是江河故道），全世界古代城门中仅有。水西门东广场考古中还出土了长约一米多的船型石构件，造型优美，造船工艺清晰可见，实为收藏珍品。

现在的乌龙潭一线，从西向东仅在地图上存有“干河沿”地名，五代时曾是“扬吴城濠”（即南唐北城护城河的一部分）。六朝时应该是一条水量充沛的自然河流。有专家认为：乌龙潭当时就是潮沟与运渎交汇后的入江水道。也不排除这条自然水道就是六朝宫城（政治中心）与石头城（军事、贸易中心）相联系的水路。

行文至此，掷笔而叹。六朝时期天然良港石头津究竟还见证了多少为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希腊石柱、石兽雕像是怎样影响南朝的？《昭明文选》《世说新语》为什么在朝鲜半岛成为普及读物？日本国文化为什么尽染中华风采？波斯艺术由海路传入中国经由多少人的努力？中国海船到达幼发拉底河和阿拉伯半岛西南的亚丁有些什么故事？那些遥远的古国如大秦国，波斯国，天竺国、狮子国、婆利国、丹丹国……是战胜了多少困难才辗转海上来到建康的？这一切使南京成为中国四大古都中唯一有海洋文化因素的海洋文化都城。

南京与海洋的故事可以重新梳理敷衍提升出新时代高度，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古都中也只有南京有条件当海洋文化古城。这是孙权和朱棣那个“大航海”时代的伟大实践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部份。

六朝时期建康城市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与欧洲古罗马一起并称世界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指出：长江文化是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六朝石头津虽然因年代久远被湮没，但石头津曾经是最早的长江国际化港口的史实，应该被海洋时代重新评价。

转眼一千五百年过去了，“晖晖视落日，连樯入回浦”，南朝诗人何逊对石头津的描写至今让我们回味。石头津“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的盛况，“征帆去棹残阳里……彩舟云淡……”的美景犹在眼前。

六朝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建康石头津舟帆相继，高使交属，络绎不绝，帝王们坐拥海外朝贡，把玩异国珍宝。周边诸国及“远夷”仰慕中华繁荣，也摄于南朝强大，纷纷遣使者举帆重泽而来，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把建康推向一个海洋时代。

中国的陶瓷器、瓦当、铜镜、丝织品、典籍制度、工艺品大量传出海外。海外的金刚指环、鹦鹉螺杯、印度佛像、罗马玻璃器皿、象牙、犀角、珍珠、珊瑚、玳瑁、木棉、香料、檀香木、狮子、大象、鸵鸟、孔雀等大量域外珍品传入中国。梁太子萧统死后，墓葬中的紫玉杯、琉璃碗就是海外朝贡之物。陈是南朝最后的余光，后主陈叔宝荒于酒色，至德二年（公元589年）五月，在皇宫东侧临光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数十丈，袤延数十间，窗牖、壁代、悬楣、栏槛均以陈檀香木为之”。这些“陈檀香木”均由海外运来建康。

这就是“万船停泊，舳舻蔽江，帆樯如林”的石头津成就的六朝繁华。正是有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才有了光耀千秋的法显西行；才出现了《桃花源记》这样的文化经典；有了“八槽船”（造船水密隔舱技术）这样伟大的发明创造，领先世界一千年；有了狮子国高僧铁索罗来建康这样的佛教盛事，大乘佛教始祖达摩也为建康的声势吸引，举帆来到建康。

整个六朝时代是中外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建康俨然是中华文化中心。日本著名考古学家吉田伶说：“从文化上来说，六世纪的南朝宛如君临东亚的太阳，围绕它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太阳光芒似的吸取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的文化光芒。”

闻悉南京计划建设石头城遗址公园，虽因长江西移天险不在，不可能尽显与石头城同时期的石头仓、石头津、石头洞、石头驿、石头祠、石头城路、石头水（即今乌龙潭）等诸多景点，但把石头津列入石头城遗址公园的设计论证研究，为石头津立一块石头碑，正面刻“石头津”三个大字，背面文字记述其鼎盛时概略情景应该是可以的。毕竟石头津与石头城一起经历过六朝那个“云蒸霞蔚”的海洋时代。

作者：赵志刚 教授

江苏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兼海洋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员

江苏郑和航海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